传播学论坛 (http://ruanzixiao.myrice.com)|从“学术鸡肋”到“学术新宠”：台湾平埔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平埔族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就已基本汉化，痕迹难辨。故而，无论是日本殖民机构及其雇佣学者，还是光复初期的台湾学者，均没有对平埔族研究予以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反对运动”与“原住民运动”高涨的社会背景下，长期作为汉人移民开发史研究附庸的平埔族研究终被发掘出来，并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本文对百余年来的平埔族研究作简要回顾，并反思当前台湾社会各界热衷于平埔族研究的原因。

［关键词］台湾；平埔族；学术回顾

平埔族是指历史上居住在台湾西部沿海平野、盆地、近山台地以及宜兰平原等地的原住民。清代文献中一般称他们为“熟番”或“平地番”。平埔族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众多族社的泛称。学界依据语言与习俗，一般将平埔族分为噶玛兰族、凯达格兰族、道卡斯族、拍瀑拉族、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西拉雅族和马卡道族等九个族群。明清时期，平埔族与大陆移民密切接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渐次丧失，自身也逐渐融合于汉人社会之中，沦为“失踪的族群”。[1]正因为早在日本割据台湾时期平埔族就已基本汉化，痕迹难辨，故而，无论是日本殖民机构及其雇佣学者，还是光复初期的台湾学者，均没有对平埔族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竟出乎意料地兴起一股平埔族研究热潮。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院学者、民间文史工作者以及为数不少的平埔族后裔纷纷从不同的切入点对平埔族进行调查研究，成果卓著。平埔族研究从昔日所谓的“学术鸡肋”一举转变为“学术新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平埔族研究作简要学术回顾，反思当前台湾社会各界热衷于平埔族研究的原因，并展望其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奠基阶段：日本占领时期的资料收集与户口调查

在日本窃据台湾以前，西方殖民者及其派遣的传教士、大陆旅台的官吏和商人对平埔族已有所关注，留下不少有关其风俗习惯和人口户数的文献资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陈第的《东番记》、郁永河的《裨海纪游》、黄叔璥的《番俗六考》、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以及J.A.Vander Chijs等的《巴达维亚城日记》。不过，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记录性的，缺乏学术意涵。

日本占领台湾后，殖民当局在全岛各地陆续开展系列调查活动，希冀了解台湾住民境况，以便有效地对其实行统治。尽管当时日本人调查的对象是汉人和高山族，但因平埔族与汉人及高山族之间关系密切，所以也附带收集不少平埔族资料，并由此开创了平埔族的学术性研究。日本占领时期的平埔族研究以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的成立为界，可分为日本殖民机构及其雇佣学者调查研究期和台北帝国大学师生调查研究期。

（一）日本殖民机构及其雇佣学者调查研究期

日本据台之初，殖民当局便从东京人类学会雇佣一些学有专长的人类学者深入台湾各地，开展“蕃地调查”。在当时被雇佣的学者中，以伊能嘉矩对平埔族的调查研究最为出色。他在平埔族研究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伊能嘉矩累计驻台达十年之久，先后对淡水河流域、宜兰平原等地的平埔族作了实地调查，并将调查资料陆续发表于《东京人类学杂志》。1904年，伊能嘉矩出版《台湾蕃政志》一书，将其收集到的平埔族资料作一系统性的叙述。伊能嘉矩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在平埔族业已完全汉化的当下，更凸显其珍贵的学术价值。二是首创平埔族的学术性分类。台湾原住民在清代统称为“番”，依据是否遵服教化，输纳番课，可分为“熟番”与“生番”；或以其所居住的地理形势，分为“高山番”与“平埔番”；或以其民族秉性，分为“凶番”与“良番”。类别的标准既纷繁复杂，又模棱两可，总之皆是在“番”字之前加上个限定词，以示区别而已。这些命名与分类随意性强，缺乏系统性，没有科学凭据与学术意涵。[2] 1900年，伊能嘉矩与栗野传之丞合作出版《台湾番人事情》。在该书中他们依据语言、风俗等特征将台湾原住民分成八个种族，平埔族为其中的一族，而平埔族再被细分为十个族群，分别是马卡道族（Tao）、西拉雅族（Siraiya）、鲁罗阿族（Lloa）、猫雾捒族(Poavosa)、阿里坤族（Arikun）、巴布兰族（Vupuran）、巴则海族（Pazzehe）、道卡斯族（Taokas）、凯达格兰族（Ketaganan）、噶玛兰族（Kuvarawan）。[3]这是有史以来平埔族的第一次系统分类，奠定了平埔族学术性分类的基础。

殖民当局除了雇佣学者进行调查外，还成立一些专门组织，甚至督令有关行政单位在全岛各地调查台湾住民的历史、风俗、宗教、经济、户口等，并将调查所得汇编成册。这些机构汇编的资料有：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台湾私法》、《蕃族调查报告书》、《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台湾蕃族惯习研究》；台湾惯习研究会的《台湾惯习记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的《大租取调书》、《大租取调附录参考书》、《台湾土地惯行一斑》；理蕃事务单位的《熟蕃户口及沿革调查缀》；总督府官房调查课的《临时台湾户口调查记述报文》、《台湾现住人口统计》、《国势调查中间报》。这些资料汇编虽是以汉人和高山族为主，但也零星地载录不少平埔族资料，尤其是户口资料甚为详细。例如，《熟蕃户口及沿革调查缀》按照地区较为全面地将平埔族的族名、庄名分别列出，并记录其户数及男女人口。再如，总督府官房调查课的《国势调查中间报》，每年均列有平埔族男女人口一栏，资料相当详细且具有连续性。[4]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平埔族人口变迁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台北帝国大学师生调查研究期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日人对台湾住民的调查研究情形发生了变化，即调查研究者由原先以个别学者或行政官吏为主，转变为以台北帝国大学的师生为主；调查的性质由先前的政策取向，转变为学术取向，研究者的专业化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虽然此阶段学界的台湾原住民研究依然以高山族为主，但因研究者已警觉到平埔族文化正在迅速消失，实有抢救之必要，所以也特别留意对平埔族资料进行收集。

台北帝国大学的师生一般是以研究室为单位，对平埔族进行专业化调查研究。例如，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与其助手宫本延人及学生马渊东一等分别对宜兰平原的噶玛兰族、基隆地区的大鸡笼社、台南方面的头社、新竹新港、大甲以及埔里、高雄与台东方面平埔族的歌谣与传说进行调查收集。言语学教室的小川尚义自伊能嘉矩处取得其所调查的平埔族语言资料，继续从事语言方面的调查。浅井惠伦对基隆贡寮的新社，宜兰头围的打马烟、汤围，壮围的社头，五结的利泽简、里脑，罗东的三星，以及埔里的乌牛栏、林仔城、大肚城、批把城，白叶坑等地的平埔族语言进行调查。他甚至还将新社、社头等地依稀尚能说平埔语的老妪请到台北作语言、歌谣与传说的采访，并制作成唱片。台湾史料调查室的村上直次郎着力于收集、解读平埔族的古文书，他曾将南部西拉雅族新港社的百余件用荷兰字母书写的古地契汇编出版，命名《新港文书》。医学部解剖学教室的金关丈夫、宫内悦藏、忽那将爱等，自1938年始对台湾的各个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罗东、大社、乌牛栏、新港、头社、左镇、万峦等地的平埔族都被调查到。另外，他们的学生也参与了对平埔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例如，余锦泉调查罗东平埔族的手掌纹理，张山钟调查万峦平埔族的指纹。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都陆续发表于《东京医学会杂志》。[4]

客观而言，日本学者及相关机构对平埔族的调查研究虽是附带性的，但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平埔族资料，并使得平埔族研究步入较为严谨的学术理路，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调查研究平埔族之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其殖民统治，所以在有些事件上可能会刻意歪曲事实，丑化汉人。另外，他们的研究没有从调查成果到理论创新上实现蛹蝶之变的追求。

二、学术鸡肋：光复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整理与田野调查

二战结束后，平埔族研究并未因台湾的光复而中断。日籍学者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仍然留在台大任教，继续进行平埔族的人类学调查。而那些在日本占领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学者，如刘斌雄、宋文薰、张耀锜、吴新荣、庄松林、戴炎辉等秉承日本学者的余绪，对平埔族进行调查研究。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家因失去大陆的田野调查点，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平埔族的调查研究之列。

这一时期学界对平埔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关于平埔族宗教信仰、亲属组织、器用衣饰、口碑传说的调查研究。例如，吴新荣、庄松林、江家锦、庐嘉兴等的南部平埔族祀壶信仰研究，石万寿的西拉雅族阿立祖信仰研究，卫惠林、刘斌雄的埔里巴宰族亲属结构研究，张耀锜的平埔族社名对照研究，李亦园的平埔族器用衣饰与祖灵祭研究，王一刚的凯达格兰族歌谣、口碑、传说研究，阮昌锐的噶玛兰族人类学研究。其二，碑匾、示谕、契字、阄书、帐簿、执照、垦批等各类残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例如，刘枝万对台北地区平埔族印谱的整理；陈炎正对巴宰族岸里社史料的集成。其三，外文文献、论著的翻译。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作品，西方传教士、殖民者、旅行家的著述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其四，关于“理番政策”与“番汉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例如，王世庆对台湾隘制的考证，黄富三对番汉土地关系的研究。遗憾的是，此阶段的平埔族研究并未能如光复初期那样持续下去，而是在其后的二十余年间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造成学界对平埔族研究持忽略态度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平埔族在汉人的影响下已经完全汉化消失，而平埔族后裔则已丧失其文化传统、语言习俗乃至族群认同，所以没有研究价值。[5]二是平埔族研究要透过现存后裔的查访追踪，才有可能重建其过去的文化传统。但由于平埔族汉化已久，使得寻觅调查更加困难，即或有之，亦多由于自尊而不愿声言，故田野调查实难以获得齐全资料。同时，文献资料虽似丰富，然多未交代出处，或夹杂无稽传说，若不与实地调查结果相对照，则每易出错。[6]资料的零散与求证的困难使得平埔族研究难以在短期内出成果。正因为学者对平埔族研究有如此学术成见，使得他们不愿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看，台湾光复后至20世纪80年代，在以“汉人移民开发史观”为主体的台湾历史诠释范式的统摄下，平埔族研究依然如日本占领时期那样为学界所忽略，即使间或有少数学者论及之，亦多是将其附属于汉人移民开发史研究之中或仅是作短期的田野志描述。这种情形诚如潘英海所言，研究者一方面认为平埔族和汉人移民在台湾拓垦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又觉得平埔族已经汉化消失，除了整理抄译文献和零星的田野补遗之外，似乎已无从着手。平埔族研究可谓是学术的“鸡肋”——做研究的话不知其“味”何在，不做的话又有所缺憾。[7]

三、学术新宠：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调查研究与理论提炼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向来为学界所忽略的平埔族研究开始在台湾热络起来。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院学者、民间文史工作者，以及为数不少平埔族后裔青睐于平埔族的调查研究。平埔族研究风气之盛，已俨然成为“显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平埔族研究具有如下特征：

（一）研究课题丰富而全面

如前所述，无论日本学者还是光复初期的台湾学者，多是对平埔族的各类文化事项进行短期的抢救性田野调查，或是间接地在汉人移民开发史研究中附带论及，所研课题较为单调和肤浅。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社会各界人士的相继参与，平埔族研究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先前大为改观。

族群分类是长期困扰着平埔族研究者的一个传统难题，也是平埔族研究向前继续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台湾学者从不同的切入点继续对平埔族的分类与命名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李壬癸利用语言资料对平埔族进行再分类；[8]吴荣顺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屏东平原的平埔族分类进行反思；[9]李国铭则籍着荷兰文资料，从语言、政治形态、聚落与房屋形态、婚姻制度等方面，对马卡道族与西拉雅族进行类比。[10]近年来，关于平埔族分类的讨论，又开始从传统以文化特征为主的分类，转移到考量某一区域内生态条件、经济活动，语言流通、社群互动所形成的族群互动圈。[11]

“族群关系”是平埔族研究中一个热点议题。目前，学者探讨得最多的是“番汉关系”，尤其是番汉之间的文化互动与地权转移关系。例如，詹素娟从“涵化”的理论架构，讨论平埔族与汉人接触过程中，其社会内部的因应变迁；[12]卓淑娟从清代理番政策的阐释入手，研究台中地区巴宰族与汉人的土地关系；[13]王育杰站在平埔族的立场探讨番汉之间的土地转移问题，以及平埔族的社会变迁；[14]美国人类学家邵式柏(Shepherd)立足于地权制度，检视十七及十八世纪汉人、平埔族、官方三者间互相依存关系；[15]简炯仁聚焦于探讨屏东平原开发中的番汉互动关系。[16]虽然番汉关系的研究已具有相当积淀，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平埔族与高山族，以及平埔族内部各个族群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竟告阙如。

族群迁移虽是平埔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研究者主要是在阐述其他问题时附带论及，而以专题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在这些成果中，又以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探讨为最，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清代来自闽粤沿海地带的汉人以武力或欺诈手段蚕食鲸吞平埔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致使其家园沦失，生活无资，不得不集体迁离故土；其二，平埔族之所以迁离故居是为了拒绝汉化，籍着封闭隔绝的地理形势以期能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保存民族之命脉；其三，平埔族的集体迁移行动是汉人劝诱或教唆所致；其四，平埔族的迁徙与其内外交困的政经情势密切关联。由是观之，这些观点虽都不乏具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上，即汉人在经济文化上远远优越于平埔族，而两者处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平埔族在族群竞争中失败后，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被迫无奈地背井离乡，举族迁徙。然而，客观事实是平埔族与汉人之间并非总是对立，两者关系良好者也不鲜见，可是，目前学界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解析往往只注重其被动无奈的一面，而忽略其积极理性的一面。

书写平埔族史是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旨趣，且取得了可观成果。潘英的《台湾平埔族史》可谓是第一本完整的平埔族史著作。该书从平埔族的源流、分类与原居地说起，重点阐述荷据、明郑、清领各个时期平埔族的遭遇，迁徙情形及其传统文化，最后依县市别，自南而北介绍寻找平埔族后裔的资料及方法。[17]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组织詹素娟、张素玢、梁志辉、钟幼兰、潘英海、林清财等平埔族研究知名专家，分工协作，分别按照北、中、南、东四个方位撰写台湾平埔族史。这四部平埔族史的撰写策略各有不同：詹素娟、张素玢的《北台湾平埔族史》是依地域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而展开；梁志辉、钟幼兰的《中台湾平埔族群史》是采取了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方式；潘英海、林清财的《南台湾平埔族史》是以事件为轴，时间与地域为经纬；林清财、詹素娟、潘英海的《东台湾平埔族史》是将平埔族的东迁放在族群迁移与族群互动的关系脉络，以及开山抚番与通商口岸的时代背景下进行陈述。[18]

（二）呈现跨学科的多样风貌

平埔族研究原来多以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为主，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者、地理学者、语言学者、宗教学者甚至民族音乐学者也都开始积极投身于平埔族研究之中，使其呈现跨学科的多样风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由其自身专业特长出发研究平埔族，往往能得出新颖的见解。例如，地理学者施添福利用历史地理学知识，对前人所谓的“土牛者，乃因堆土成垒，其外形有如卧牛之状；红线者，乃因垒砖为壁，其色状有如带有赤红而称之”产生质疑，“不必说是明郑，即使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台湾一直都相当缺乏建筑材料，连县、厅衙署都仅能使用木、竹、土甚至茅草作为建材，那能奢侈到大量使用红砖构筑番界呢？”他认为红线是“用红色在拟存档的图册中画线，以表示番界经过之处”。[19]音乐学者吴荣顺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切入，发现台南四大社与高雄大武垅社属于同一个音乐族谱系统，都是所谓的西拉雅族音乐圈，而屏东的加蚋埔则迥然不同，应自成体系。[9]再如，语言学者李壬癸根据日本学者浅井惠伦留下的噶玛兰方言与哆啰美远田野笔记等语言资料，对台湾北部平埔族的分类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20]

（三）研究取向更为细致

自20世纪70年代张光直推动“浊大计划”以来，台湾学界逐渐兴起区域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台湾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趋向便已显其端倪。近年来平埔族研究向细部深入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研究者往往只选取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某个族社，甚至于以某个家族为研究对象。例如，施添福以竹堑地区为例，探讨清代土地拓垦过程中“垦区庄”的设立与演变，土牛沟的位置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张隆志以台中地区的巴宰族为研究个案，详尽地梳理了巴宰族的社群分布、部落组织、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在土地拓垦中与汉人的互动关系、族社衰微的原因，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族群变迁史；洪丽完对拍瀑拉族沙辘社的社会历史与祭祀公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学者铃木满男则以埔里盆地埔里社后裔黄望家族为个案，探讨埔里地区自清代、日据到战后的发展与变迁过程。[21]区域研究虽有助于深入而细致地对平埔族课题进行探讨，但研究者因受时空的局限，往往不能顾及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容易得出以偏概全的观点。

（四）注重理论提炼

长期以来，在历史特殊论的影响下，学界的平埔族研究亦如其高山族研究一样，特别注重资料的收集与民族志的书写，而对于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探讨向来有所忽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平埔族研究者开始注重理论上和概念上的创新。例如，在番汉关系研究中，平埔族的汉化是主要的解释基调，然而，潘英海却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合成”这一全新的概念。他认为，“甲”与“乙”两个族群在文化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丙”文化，是一个全新完整的文化自主体，“丙”文化既不是“甲”文化，也不是“乙”文化。“丙”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在地化”的历程，“地方”是文化接触的土壤，不同族群的文化接触都在不同的“地方”在地化了；再如，鲍梅丽（Melissa Brown）在南部头社的人类学研究中，企图整合诠释学与进化论两种理论，以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社会淘汰（social selection）和文化淘汰（cultural selection）三个机制，以及在自然淘汰机制下直接选择与间接选择的淘汰过程，说明汉人与西拉雅人的互动关系与文化接触现象；[11]此外，像钟幼兰的族群互动圈理论、施添福的历史地理论、柯志明的国家/族群/地权、邵式伯的国家理性管理说都在学界造成一定的影响。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平埔族研究的主要是台湾学者，岛外的研究者甚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学者清水纯、土田滋，美国学者邵式柏(Shepherd)、鲍梅丽（Melissa Brown）等。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平埔族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近几年来才偶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

四、反思与展望

纵观百余年的平埔族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平埔族研究虽早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就已开创，但一直只是作为高山族研究或汉人移民开发史研究的附庸，以致于被喻为学术的“鸡肋”。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平埔族研究为何会出人意料地在台湾社会热络起来，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台湾的社会政治背景有所关联。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和强制认同“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失去权威。台湾“本省人”开始发动“反对运动”，特别是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一场以“本土化”与“台湾化”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夹杂着民主意识与分离主义意识席卷台湾社会。而“本省人”的“反对运动”及其“住民自决”口号，又使正在兴起的台湾少数民族运动受到了启发。谁是台湾的“住民”？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22]平埔族虽早已丧失其文化特征，但所谓的“平埔族后裔”在大众媒体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复名运动”、“寻根运动”、“重建平埔族历史文化”等活动。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台湾学界开始反省“台湾史是谁的历史”及“台湾史是怎样的历史”。[6]而要认识台湾的历史，就必须了解原住民的历史，因为汉人在台湾定居的历史不过四百年而已，原住民却已在此生活数千年了。平埔族作为原住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对其着力加以研究。此外，研究平埔族，构建台湾史，对于实现“去中国化”的政治诉求，乃至于为台独势力提供法理依据也不无裨益。正是在此情势之下，长期作为学术研究附庸而沉埋于历史底层的平埔族研究终被发掘出来，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

持平而论，无论台湾社会兴起平埔族研究热潮的动机如何，在台湾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下，平埔族研究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笔者认为平埔族研究若要更好地向前发展，尚需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其一，突破资料瓶颈。资料是长期制约平埔族研究的一个瓶颈性问题。平埔族现已完全汉化，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已十分困难。中文文献中的资料也基本利用。不过，西文文献资料尚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迄今为止，西文资料中只有部分荷兰文资料被研究者翻译、引用，而西班牙文资料和传教士留下的英文资料都是一片尚未开采的资料园地。若将这部分资料挖掘出来，必能丰富平埔族研究。

其二，摒弃政治诉求。平埔族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在“本土化”诉求的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其政治意涵可想而知。就目前平埔族的研究成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迎合台独理念。例如，前述潘英海的“文化合成”理论，其言下之意是，平埔族与汉人文化接触后所生成的文化，既不同于平埔族文化，也不同于汉文化，而是一种新文化，是台湾文化。潘英海“文化合成”理论的“去中国化”用意不言而喻。再如，潘大和在构建巴宰族的历史时，字里行间充满谩骂和侮辱汉人之词，完全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风度与公允。笔者认为，平埔族研究要向着良性方向发展，摒弃意识形态因素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周典恩（1974-），男，安徽肥西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台湾原住民。上海200433

注：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地区族群问题研究”（08CMZ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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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典恩.台湾原住民分类之界说[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8(4).

[3]伊能嘉矩著，杨南郡译.平埔族调查旅行—伊能嘉矩(台湾通信)选集[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251－252.

[4]翁佳音.日治时代平埔族的调查研究史[A]//庄英章主编.台湾平埔族研究书目汇编[C].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民国77年：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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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纸媒文本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7期，责任编辑孙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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